根据《立法法》的规定，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，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。人大代表来自人民，代表着人民，承担着民意代言人的重要职责，这是宪法赋予的身份，更是人民寄托的重任。因此，人大代表依法提出议案，把民众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，既是代表行使权力、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，也是民众参与立法的重要途径。它使法律真正体现民情、反映民声、集中民智，有着不容忽视的法治意义和标本价值。

    首先，代表议案“上会审议”，凸显出人大代表的立法技能和法律素养的进一步提升。尽管从《立法法》的规定和法学理论上看，代表议案可以成为立法的“源泉”和法律的“母本”，但自1979年以来，还从没有代表联名提出的法律案被列入立法议程审议通过的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代表议案的数量与质量不容乐观。1983年，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仅收到代表议案61件，且其中只有33件作为议案处理，另外28件由于过于简单、尚不成熟或者缺乏可操作性被作为建议处理。此后，代表议案数量逐年增加，并于2004年达到了1374件的历史最高点，但质量并不尽如人意，最终只有641件作为议案处理，合格率仅为46.7％。近年来，随着民主法治的进一步深化，代表的责任意识和履职能力不断强化，代表议案的质量不断提高，此次代表议案成为法制工作机构起草法律草案的重要基础，看似偶然，却正是代表议案质量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的必然。

    其次，代表议案“上会审议”进一步加强了立法的公众参与，推动了立法的民主化进程。立法的过程，实质上是利益的整合、协调、平衡的过程。平衡各种不同利益的最好方法，就是让各方都能充分地参与到立法的过程中来，把各自的利益要求都充分地表达出来，然后加以整合、协调、平衡，这样才能使得制定出来的法律，能正确反映和兼顾各个利益群体的不同要求，形成“良法之治”。代表议案成为起草法律草案的基础，这个制度细节上迈出的一小步，使得立法民主化迈出了一大步，代表议案与法律文本之间“天堑变通途”。

    再次，代表议案“上会审议”拓宽了法律案的来源，更加充分、直接地表达了民意，有力地遏制了部门利益的立法扩张。在一些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起草制定过程中，由于立法程序的不公开、不透明和不民主，部门“小利益”悄然扩张，一点点“分割”、“吃掉”国家和公众的利益，导致“行政权力部门化，部门权力利益化，部门利益法制化”。行政主导的立法带有强烈的工具主义、功利主义、管理主义色彩。代表议案成为法律草案的基础，打破了部门对法律案的垄断，大大拓宽了法律案的来源，使民意能以更加便捷的方式和有效的途径融入立法进程，有力地遏制了部门利益的立法扩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