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春涛认为，将公布名单与选举过程中的公示、纪检和审计介入等措施联系起来，可以看出执政党力图引入公众参与，达到监督和制约代表候选人的目的。

　　“现在，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。”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陈雪薇说，“尤其是在党内的情况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，应该增加选举的透明度。”

　　“怎么当上的”

　　58岁的陕西靖边“治沙劳模”牛玉琴当选十七大代表，亲戚远远地就问：“怎么当上的啊？”

　　牛玉琴是全国闻名的老劳模、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，拿过的荣誉不计其数。“选不上，我就回家继续干我的。”牛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　　在与南方周末记者的两次通话中，她一说起自己的工作——11万亩荒沙、100多只羊，总是同样的话：“我现在太忙了。”但尽管很忙，她还是一路从靖边选到榆林，到西安，直到北京，当选了四级党代表。

　　一天，她被告知当上了县党代表；在西安开妇代会时，又增加了榆林市党代表资格——市党代会，她终于到了现场，惟一一张弃权票来自自己；到了西安，她一看选票，自己名字赫然在列，还是想都没想，没投自己的票，结果7票弃权，2票反对，她被高票通过。

　　党代表的候选人推荐提名采取“三上三下”的办法——由支部提名，再到基层党委、县级党委、市级党委，反复上下征求意见，最后形成候选人初步名单，提交给选举单位。

　　“三上三下”的过程，张晓霞也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。她是北京奶牛中心种公牛站的技术总监。“上面下来好几次，找我的同事谈话，但是这些我没有参与。考察我，我不应该参与对吧？”

　　当列入初选人选后，这回市委组织部找了她本人。十多个同事被市委组织部约谈，“一个一个进去”，等到她最后一个进去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一点多，“领导们连饭都没顾上吃”。

　　像牛玉琴和张晓霞这样的一线党代表，据中组部公布的数称，占到了代表总数的28.4%。而从十四大以来的三届党代会，这一比例分别为22%、24.1%、24.3%。

　　官民比例是近几届党代会关注的焦点，这样的情况在人大选举中同样存在——比如大多数部长和地方党政一把手，同时具有全国人大代表身份。

　　中央对此作了硬性规定——除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维持不变外，其他选举单位中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的比例，一般比十六大时相应提高5个百分点。

　　他们首先要在提名阶段得到保证。在推荐提名以及考察之后，选举的第三个步骤，即选举单位党委(工委)常委会确定初步人选名单——票数不会是惟一的指标，他们还有一个重要职责，是保证候选人结构的优化。

　　一线党员代表和“双新组织”(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)代表的增多，正得益于此。中央要求代表“不仅要具有先进性，而且要同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”。重庆市给了“双新组织”两个名额，由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孙发荣和一个民营企业家获得。

　　确定预备人选后，最终的决定权是党代会的投票。十七大代表选举的差额为15%，比十六大多了5个百分点。竞争的结果，孙发荣高票当选，而另一人则落选。

　　也有代表在顺利当选后又被淘汰。本报记者发现，6月1日当选十七大党代表的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，并没有出现在2217人大名单中。中石化6月22日发布公告，陈同海因严重违纪辞去董事和董事长职务。

　　选谁不选谁

　　在安徽省的党代会，红花山集团董事长俞乃平在最后环节被“差额掉”。通知下达时，俞乃平感到很“遗憾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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